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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一生有什麼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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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原名查良鏞( Louis Cha)，浙江海寧人，生於1924年。 金庸是香港著名的新聞工作者和社會活動家，也是中國著名的文學家和學者。 金庸畢生從事新聞工作，是華人世界中卓有成就的報人。金庸早期曾在上海《大公報》、香港《大公報》和《新晚報》先後當過記者、翻譯和編輯。於1959年，他親手創辦了香港《明報》，之後又相繼創辦了《明報月刊》和《明報周刊》，並在新加坡創辦了《新明日報》、在馬來西亞創辦了《新明日報》。自1959年至1993年，金庸曾擔任香港《明報》社長、董事長、名譽董事長。在此期間，金庸為《明報》撰寫社評二十餘年，出版有《香港的前途》等中英文政論集。為此，金庸於1981年獲英國授以"英帝國官佐勳"銜(OBE)，於1992年獲法國總統授以"榮譽軍團騎士勳銜"、獎勵其對新聞事業、政治、評論、文學創作及文化交流的貢獻。 金庸於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擔任香港廉政專員公署市民咨詢委員會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自1985年至今，他還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政治體制小組負責人之一，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金庸於2000年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頒授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2001年國際天文學會以"金庸星"命名北京天文台發現的一顆小行星。 在文學創作上，金庸著述甚豐，迄今為止他已寫下十五部長篇小說，分別為：《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雪山飛狐》、《飛狐外傳》、《倚天屠龍記》、《連城訣》、《天龍八部》、《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記》、《鴛鴦刀》、《白馬嘯西風》、《越女劍》。其中若干部小說已譯成英文、日文、法文、泰文、越文、馬來文及朝鮮文等在海外出版發行。同時，這十五部作品均被改編為電視連續劇、廣播劇和舞台劇等，陸續在世界各地上演。金庸於五十年代下半葉至六十年代初，還曾擔任香港長城電影公司的編劇和導演，創作了十餘部電影劇本，其中《絕代佳人》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金章獎。此外，金庸還為報刊雜誌撰寫大量的隨筆、散文、電影短評和戲劇評論。 在學術研究上。金庸研究涉及法律、歷史和佛學諸領域，他曾發表多篇論文，如《色蘊論》、《袁崇煥評傳》、《成吉思汗及其家族》、《全真教考》，等待。他於香港大學設立了"查良鏞學術基金"，並擔任主席，邀請各國學者定期舉行學術講座和研討會。自八十年代至今，金庸先後獲得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公開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和日本創價大學授以博士學位，並獲得香港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的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蘇州大學和台灣國立清華大學聘任為名譽教授，以及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慕蓮學院，英國劍橋大學魯賓森學院及李約瑟研究院、澳洲墨爾本大學和新加坡東亞研究所選為榮譽院士。 金庸現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英國牛津大學漢學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文學院兼任教授；香港明河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其他解答:
雖然金庸已一把年紀, 但現在論金庸的一生的貢獻也太早了, 也許他在未來廿年突然有神來支筆, 盡最後努力, 發揮他的更大貢獻, 下列本人只說是金庸大半生的貢獻 在中國近代武俠小說發展史中，毫無疑問地，金庸是首屈一指的重要作家，而其作品也是質素最高的。僅管倪匡所稱許的「古今中外，空前絕後」八字，未免過於阿諛，但是在金庸之前，的確找不出任何一位作家和作品，曾經擁有過如此盛況不歇的贊許及實質上雅俗共賞的創作水準；未來如何，雖未可逆料，但以目前武俠小說日逐式微的趨勢看來，期盼未來能有第二個金庸出現，恐怕也是一種奢望。因此，倪匡的論斷，倒也不能說是不符實情的。金庸作品在臺灣的流傳，實際上遠比他的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性作家來得早。在一九五五到一九七二的十七年之間，金庸完成了他「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所有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國武俠小說史上的地位；但是，由於政治因素，除了少數學者專家津津樂道外，臺灣的讀者幾乎不曉得有這一號人物，非但坊間各式各樣改頭換面出版的金庸作品，分別隸屬於古龍（《飄泊英雄傳》，即《俠客行》）、司馬翎（《獨孤九劍》、《一劍光寒十四州》，即《笑傲江湖》）、歐陽生（《至尊刀》，即《倚天屠龍記》）名下，不能「正名」，而且廣泛流行的時間，也晚到一九七０年以後；至於相關的評論，更到一九七九年以後才開始出現。一九七九年，金庸的作品解禁，聯合、中時兩大報紛紛以大篇幅介紹金庸，並刊登了著名學者如曾昭旭、孟絕子、段昌國等人的評介文章；一九八０年九月，遠景出版社正式發行金庸十年修定後的作品《金庸作品全集》，七月，倪匡《我看金庸小說》出版，金庸獨霸臺灣武壇的序幕，正式拉開。最近十五年間，金庸獨領風騷，不僅作品一再版行，相關評論在「金學研究」的名目下，陸續出籠，甚至在大學中，社團紛紛成立「金學研究社」、研究生以金庸小說為碩士論文題材；此外，影響力最鉅的電影、電視傳播媒體，也推波助瀾，爭先恐後地改編金庸作品。一夕之間，儼然就宣告了武俠的「金庸的時代」之來臨。「金庸時代」的誕生，就金庸而言，可以說是實至名歸的，這點，不但他的作品的質素足以說明，就是環繞在金庸作品周圍所架構出來的金學「體系」之宏偉，也可窺見一斑。金庸之備受矚目，就武俠小說的定位而言，無疑為它步上文學的殿堂築下深厚的根基，從此，武俠小說大可高視闊步，挺立於文學天地之間了。然而，以一個研究者的立場而言，在一片「金庸效應」的繁雜與喧囂中，卻不得不指出，其中實際充滿了許多的「迷思」，而此一迷思，對有心研究武俠小說的人士而言，是必須先加以解構、破除的。 金庸（梁羽生亦包含在內）的作品，開創了所謂「新派」武俠小說的新貌，在武俠小說史上，自有其「宗師式」的定評；但是，此一「新派」的影響，尤其對臺灣作家的影響，究竟多大，甚少有人追根究柢地加以討論。挾著一片望風披靡架勢而在武壇創建霸業的金庸，在「天下歸心」之下，往往被過分誇大了他的影響力，甚至導生「先有香港的金庸武俠，才有臺灣的武俠小說」的誤解，不但違背了武俠小說發展的事實，更忽略了臺灣作家自足的努力成果。事實上，自一九四九國府轉進臺灣之後，大陸文人紛紛流亡於港、臺二地，其間不少深受民初武俠小說影響的作家，藉筆耕糊口，開始以武俠小說創造個人寫作的生涯。臺灣的武俠小說，其實是與香港同步成長的，甚至嚴格說起來，比香港還來得早。在一九五四年梁羽生創寫《龍虎鬥京華》之前（金庸的《書劍恩仇錄》，成於一九五五年，更晚），夏風在一九五０年五月已經連載了五十四期的《人頭祭大俠》，孫玉馫在一九五三年九月發表了《風雷雌雄劍》，太瘦生在一九五四一月也開始連載《獨眼鬼見愁》。這些草萊初闢的作品，自然無法擺脫民初武俠小說的影響，仍屬於舊派的範疇；但毫無疑問地，卻為臺灣的武俠小說締造了一個新的契機。「新派」武俠小說，對臺灣的武俠小說界的確產生相當大的刺激與影響，但是，由於政治性因素的掣肘，此一「新」的介入，遠比一般人想像中的晚，早期的臺灣名家，如郎紅浣、成鐵吾，及中期臥龍生、伴霞、司馬翎、諸葛青雲、古龍的初期作品，顯然都一循故轍，走的是「舊派」路線，就是身為香港僑生的司馬翎，也才從一九六二年的《聖劍飛霜》開始步上「新」途；以「百變怪傑」古龍的銳於求變，一九六四年的《浣花洗劍錄》，也才算是「新」作品的啼聲初試之作。在此之前，臺灣的武俠小說，已獨立自足地發展了十年之久，而中堅作家，也一一產生。這個階段的臺灣武俠作品，顯然不能夠忽視。 就金庸的作品本身而言，因其內容之深沉博大，技巧之純熟練達，享有盛譽是理所當然的事，再嚴厲的批評家，也應毫無疑義。但是，如置於整個武俠文學發展的環節中，過分推崇金庸，甚至將金庸的作品等同或代表所有的武俠小說，就難免是明察秋豪而不見輿薪了。近年以來，金庸炙手可熱，幾乎成了武俠評論的唯一焦點，只要一提及武俠小說，沒有人不談論金庸，更多的讀者，視野中也只有金庸，而一筆抹煞了其他所有的武俠小說。在此，因金庸崇拜而導生的「排擠現象」，是頗令人憂心的。事實上，近代武俠小說的盛況，金庸儘管曾貢獻過心力，然而，畢竟還是五百多位作家、四千多部作品的心血，共同締建的，其中古龍、梁羽生姑不具論，亦不乏如司馬翎、臥龍生、諸葛青雲等作品質素頗有可觀的作家；即或大多數的作品水平乏善可陳，但是，通俗文學的評價標準，恐怕並不能純由「雅文學」的立場先行預設，而須由眾多平凡卻受歡迎的作品中，歸納出一套專屬通俗文學的理論體系，而這些乏善可陳的作品，正是通俗文學理論的胚胎。簡要而言，金庸小說的成就，不足以概括武俠小說的成就，以金庸作品的標準，衡量武俠小說，正免不了混淆了武俠小說的真面貌。因為，金庸的作品，充其量只說明了「武俠小說應該如何」或「可以如何」的問題，卻無法呈顯「武俠小說究竟如何」的實情。金庸效應，排擠了大多數的作家和作品，無論就武俠小說的研究或未來的開創而言，顯然都是一種傷害。說「傷害」，或許是苛責，畢竟，金庸作品一馬當先的馳騁入文學殿堂，對武俠小說地位的確立，功不可沒；但是，對原來就已經備受歧視的大多數武俠小說，非但無所助益，反而因金庸之成為聚光點，像黑洞般吸引了所有的矚目，而雪上加霜，孤零零地踡屈在掌聲之外。 武俠小說的定位如何？相信這是所有喜愛武俠小說發展的人士最關切的事了。然而，定位點的尋求，必須先有深博的基礎，絕對不可能自單一的現象中抽繹出來。金庸的武俠小說，相對於其他作家，明顯是武俠小說發展中異數，異數當然不能視為定規。因此，關心武俠小說的人士，假如不是單純地喜愛金庸，實在應將眼界拓開，翻越已儼然成為武俠權威的「金庸體系」，落實到另一片廣袤肥沃的武俠田園，作更詳細的省思和體會。因此，「解構」金庸權威，另闢蹊徑，不但攸關著武俠小說確實定位的追尋，更屬目前最迫切的工作。迫切儘管迫切，但目前實際進行起來，卻是困難重重。首先，在長久以來社會刻意的低抑、漠視武俠小說之下，為數龐大的武俠作品，日逐散佚，非但蒐羅匪易，連一分完整的作品總目，也難以入手整理，遑論其它；其次，武俠小說在臺灣的創作與出版，托名冒用、張冠李戴、刪削割裂、魚目混珠的情形非常嚴重，以致正名號、序年代的問題，難以順利解決；最後則是老成凋謝，作者名姓隱晦不彰，考獻困難。連橫在《臺灣通史序》中所提到的「斷簡殘編，蒐羅匪易，郭公夏五，疑信相參，則徵文難；老成凋謝，莫可諮詢，巷議街談，事多不實，則考獻難」的窘境，宛然重現於今日整理武俠文獻的工作中。然而，也誠如連橫所意識到的，「然及今為之，尚非甚難，若再經十年、二十年而後修之，則真有難為者」，正因目前的困難，其迫切性也越發凸顯出來。當我們審視中國古典小說的成就時，往往會為古人蔑視小說，因而斲喪了許多珍貴的古典小說可延續的生命，而感到深深的遺憾，進而不免埋怨古人之觀念偏狹、不識大體；「後之視今，猶如今之視昔」，我們這一代的人，怎能再重蹈覆轍，不為後代子孫留下一些「遺產」？重新而全面地整理武俠文獻，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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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金庸已一把年紀, 但現在論金庸的一生的貢獻也太早了, 也許他在未來廿年突然有神來支筆, 盡最後努力, 發揮他的更大貢獻, 下列本人只說是金庸大半生的貢獻 在中國近代武俠小說發展史中，毫無疑問地，金庸是首屈一指的重要作家，而其作品也是質素最高的。僅管倪匡所稱許的「古今中外，空前絕後」八字，未免過於阿諛，但是在金庸之前，的確找不出任何一位作家和作品，曾經擁有過如此盛況不歇的贊許及實質上雅俗共賞的創作水準；未來如何，雖未可逆料，但以目前武俠小說日逐式微的趨勢看來，期盼未來能有第二個金庸出現，恐怕也是一種奢望。因此，倪匡的論斷，倒也不能說是不符實情的。金庸作品在臺灣的流傳，實際上遠比他的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性作家來得早。在一九五五到一九七二的十七年之間，金庸完成了他「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所有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國武俠小說史上的地位；但是，由於政治因素，除了少數學者專家津津樂道外，臺灣的讀者幾乎不曉得有這一號人物，非但坊間各式各樣改頭換面出版的金庸作品，分別隸屬於古龍（《飄泊英雄傳》，即《俠客行》）、司馬翎（《獨孤九劍》、《一劍光寒十四州》，即《笑傲江湖》）、歐陽生（《至尊刀》，即《倚天屠龍記》）名下，不能「正名」，而且廣泛流行的時間，也晚到一九七０年以後；至於相關的評論，更到一九七九年以後才開始出現。一九七九年，金庸的作品解禁，聯合、中時兩大報紛紛以大篇幅介紹金庸，並刊登了著名學者如曾昭旭、孟絕子、段昌國等人的評介文章；一九八０年九月，遠景出版社正式發行金庸十年修定後的作品《金庸作品全集》，七月，倪匡《我看金庸小說》出版，金庸獨霸臺灣武壇的序幕，正式拉開。最近十五年間，金庸獨領風騷，不僅作品一再版行，相關評論在「金學研究」的名目下，陸續出籠，甚至在大學中，社團紛紛成立「金學研究社」、研究生以金庸小說為碩士論文題材；此外，影響力最鉅的電影、電視傳播媒體，也推波助瀾，爭先恐後地改編金庸作品。一夕之間，儼然就宣告了武俠的「金庸的時代」之來臨。「金庸時代」的誕生，就金庸而言，可以說是實至名歸的，這點，不但他的作品的質素足以說明，就是環繞在金庸作品周圍所架構出來的金學「體系」之宏偉，也可窺見一斑。金庸之備受矚目，就武俠小說的定位而言，無疑為它步上文學的殿堂築下深厚的根基，從此，武俠小說大可高視闊步，挺立於文學天地之間了。然而，以一個研究者的立場而言，在一片「金庸效應」的繁雜與喧囂中，卻不得不指出，其中實際充滿了許多的「迷思」，而此一迷思，對有心研究武俠小說的人士而言，是必須先加以解構、破除的。 金庸（梁羽生亦包含在內）的作品，開創了所謂「新派」武俠小說的新貌，在武俠小說史上，自有其「宗師式」的定評；但是，此一「新派」的影響，尤其對臺灣作家的影響，究竟多大，甚少有人追根究柢地加以討論。挾著一片望風披靡架勢而在武壇創建霸業的金庸，在「天下歸心」之下，往往被過分誇大了他的影響力，甚至導生「先有香港的金庸武俠，才有臺灣的武俠小說」的誤解，不但違背了武俠小說發展的事實，更忽略了臺灣作家自足的努力成果。事實上，自一九四九國府轉進臺灣之後，大陸文人紛紛流亡於港、臺二地，其間不少深受民初武俠小說影響的作家，藉筆耕糊口，開始以武俠小說創造個人寫作的生涯。臺灣的武俠小說，其實是與香港同步成長的，甚至嚴格說起來，比香港還來得早。在一九五四年梁羽生創寫《龍虎鬥京華》之前（金庸的《書劍恩仇錄》，成於一九五五年，更晚），夏風在一九五０年五月已經連載了五十四期的《人頭祭大俠》，孫玉馫在一九五三年九月發表了《風雷雌雄劍》，太瘦生在一九五四一月也開始連載《獨眼鬼見愁》。這些草萊初闢的作品，自然無法擺脫民初武俠小說的影響，仍屬於舊派的範疇；但毫無疑問地，卻為臺灣的武俠小說締造了一個新的契機。「新派」武俠小說，對臺灣的武俠小說界的確產生相當大的刺激與影響，但是，由於政治性因素的掣肘，此一「新」的介入，遠比一般人想像中的晚，早期的臺灣名家，如郎紅浣、成鐵吾，及中期臥龍生、伴霞、司馬翎、諸葛青雲、古龍的初期作品，顯然都一循故轍，走的是「舊派」路線，就是身為香港僑生的司馬翎，也才從一九六二年的《聖劍飛霜》開始步上「新」途；以「百變怪傑」古龍的銳於求變，一九六四年的《浣花洗劍錄》，也才算是「新」作品的啼聲初試之作。在此之前，臺灣的武俠小說，已獨立自足地發展了十年之久，而中堅作家，也一一產生。這個階段的臺灣武俠作品，顯然不能夠忽視。 就金庸的作品本身而言，因其內容之深沉博大，技巧之純熟練達，享有盛譽是理所當然的事，再嚴厲的批評家，也應毫無疑義。但是，如置於整個武俠文學發展的環節中，過分推崇金庸，甚至將金庸的作品等同或代表所有的武俠小說，就難免是明察秋豪而不見輿薪了。近年以來，金庸炙手可熱，幾乎成了武俠評論的唯一焦點，只要一提及武俠小說，沒有人不談論金庸，更多的讀者，視野中也只有金庸，而一筆抹煞了其他所有的武俠小說。在此，因金庸崇拜而導生的「排擠現象」，是頗令人憂心的。事實上，近代武俠小說的盛況，金庸儘管曾貢獻過心力，然而，畢竟還是五百多位作家、四千多部作品的心血，共同締建的，其中古龍、梁羽生姑不具論，亦不乏如司馬翎、臥龍生、諸葛青雲等作品質素頗有可觀的作家；即或大多數的作品水平乏善可陳，但是，通俗文學的評價標準，恐怕並不能純由「雅文學」的立場先行預設，而須由眾多平凡卻受歡迎的作品中，歸納出一套專屬通俗文學的理論體系，而這些乏善可陳的作品，正是通俗文學理論的胚胎。簡要而言，金庸小說的成就，不足以概括武俠小說的成就，以金庸作品的標準，衡量武俠小說，正免不了混淆了武俠小說的真面貌。因為，金庸的作品，充其量只說明了「武俠小說應該如何」或「可以如何」的問題，卻無法呈顯「武俠小說究竟如何」的實情。金庸效應，排擠了大多數的作家和作品，無論就武俠小說的研究或未來的開創而言，顯然都是一種傷害。說「傷害」，或許是苛責，畢竟，金庸作品一馬當先的馳騁入文學殿堂，對武俠小說地位的確立，功不可沒；但是，對原來就已經備受歧視的大多數武俠小說，非但無所助益，反而因金庸之成為聚光點，像黑洞般吸引了所有的矚目，而雪上加霜，孤零零地踡屈在掌聲之外。 武俠小說的定位如何？相信這是所有喜愛武俠小說發展的人士最關切的事了。然而，定位點的尋求，必須先有深博的基礎，絕對不可能自單一的現象中抽繹出來。金庸的武俠小說，相對於其他作家，明顯是武俠小說發展中異數，異數當然不能視為定規。因此，關心武俠小說的人士，假如不是單純地喜愛金庸，實在應將眼界拓開，翻越已儼然成為武俠權威的「金庸體系」，落實到另一片廣袤肥沃的武俠田園，作更詳細的省思和體會。因此，「解構」金庸權威，另闢蹊徑，不但攸關著武俠小說確實定位的追尋，更屬目前最迫切的工作。迫切儘管迫切，但目前實際進行起來，卻是困難重重。首先，在長久以來社會刻意的低抑、漠視武俠小說之下，為數龐大的武俠作品，日逐散佚，非但蒐羅匪易，連一分完整的作品總目，也難以入手整理，遑論其它；其次，武俠小說在臺灣的創作與出版，托名冒用、張冠李戴、刪削割裂、魚目混珠的情形非常嚴重，以致正名號、序年代的問題，難以順利解決；最後則是老成凋謝，作者名姓隱晦不彰，考獻困難。連橫在《臺灣通史序》中所提到的「斷簡殘編，蒐羅匪易，郭公夏五，疑信相參，則徵文難；老成凋謝，莫可諮詢，巷議街談，事多不實，則考獻難」的窘境，宛然重現於今日整理武俠文獻的工作中。然而，也誠如連橫所意識到的，「然及今為之，尚非甚難，若再經十年、二十年而後修之，則真有難為者」，正因目前的困難，其迫切性也越發凸顯出來。當我們審視中國古典小說的成就時，往往會為古人蔑視小說，因而斲喪了許多珍貴的古典小說可延續的生命，而感到深深的遺憾，進而不免埋怨古人之觀念偏狹、不識大體；「後之視今，猶如今之視昔」，我們這一代的人，怎能再重蹈覆轍，不為後代子孫留下一些「遺產」？重新而全面地整理武俠文獻，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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